1、应对财政风险:国债余额膨胀带来更大的滚续压力
所谓财政部一般存款账户TGA,可以理解为财政部将其未使用的财政资金,暂
时存放在银行(为财政服务的银行即为美联储),因此TGA余额越多,财政手
里的积蓄越高,应对突发状况/未来可支出的钱就越多。
里的积蓄越高,应对突发状况/未来可支出的钱就越多。
疫情后美国国债发行快速膨胀,未偿国债余额由2019年的22.7万亿美元扩张
至2023年末的33.2万亿美元,这同时带来利息支出负担与债务滚续压力的提
升。2023年财政部净利息支出达到6593亿美元,较2019年的3752亿美元增
长约2800亿美元;同时2023年下半年以来,美债单月发行金额中枢维持在
2.2万亿美元左右,较2019年1万亿美元的中枢增长近1倍。
财政部保有更高的TGA余额有助于保障财政利息支出的“安全垫”、或在国
债发行较差时保障债务滚续安全。疫情后财政TGA余额中枢较疫情前提升
4000亿美元以上,可在一定程度对冲2800亿美元年利息支出的增长与1万亿
美元国债月发行量的提升。由于疫情后美债发行量大增,而衡量美债购买需求
的指标均反映疫情后美债需求持续出现弱化,而财政部保有更高的TGA余额,
可以平滑季度之间的国债发行量,保障国债购买需求较弱时债务滚续的安全。
2、应对财政风险:大选年两党分歧加大,避免“政府关门”
美国国会目前两党分立,财政预算法案更难达成一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
需要获得年度财政预算法案的授权,因此预算法案需要在每年10月新财年开
始前获得国会通过,否则美国联邦政府将面临无钱可花的问题;而在预算法案
未通过期间,财政部仍需继续支付“强制性支出”(如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
利息支出等项目),因此如果财政手里存款越多,“政府关门”时点则可更延后,
为两党达成预算案争取更充足的时间。
另外,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愈发成为两党的政治工具。债务上限为美国国会设置
的联邦政府发债规模的上限,发债规模触及上限后财政部将无法进一步扩张其
债务规模,但同时财政部仍需维持必要的支出与国债的滚续,因此如果财政手
里存款越多,面临债务违约的时点则可更延后。
2024年为美国大选年,两党政治斗争或进一步升温,财政预算案与提升债务
上限(当前债务上限暂停期到2025年1月1日到期)均可能更难达成一致。
财政部保有更高的TGA余额,有助于其尽可能避免“政府关门”或债务违约
的风险,为其财政稳定性提供更厚的安全垫。
3、流动性调控:财政“替”央行实现流动性投放
TGA账户除了代表财政“储备”的现金,它与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之间也存在
此消彼长的关联。当财政部发行国债时,金融机构支付现金购买国债,由于上
述机构通常会在银行开立账户或通过货币市场间接将流动性存入银行,其购债
行为最终将带来银行超额流动性规模下降,进而带来美联储超额准备金规模下
降;同时财政部获得国债发行收入后将暂未支出的部分存入美联储,带来美联
储TGA账户余额上升。反之,当财政支出增加时,TGA账户余额下降,同时
财政支出间接流入私人部门形成银行存款,并最终带来超额准备金规模提升。
从准备金与TGA账户的体量对比来看:当前美联储单月缩表上限合计600亿
美元;缩表以来美联储总资产余额单月最大降幅约1800亿美元。而目前TGA
余额约7000亿美元,TGA疫情后单月降幅区间在100-3200亿美元,均值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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